基本的自杀形式肯定古已有之，但是今天格外多：拉马丁笔下的拉斐尔给我们提供了理想的典型。这种自杀的特点是某种长期的忧郁状态触发了行动。事业、公职、有益的劳动甚至家务只能引起自杀者的冷漠与厌恶。他不愿意摆脱个人的圈子。相反，思考和内心生活成了他的全部活动。由于避开了周围的一切，所以他只意识到他自身，把自身当做他固有的和唯一的思考对象，把自我观察和自我分析当做他的主要任务。但是这种专注扩大了他和外界之间的鸿沟。一个人一旦自爱到这种程度，他就只能进一步脱离不属于他的一切，并且进一步把他的孤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只关心自己就找不到理由去关心自身以外的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活动都是利他主义的，因为它是离心的，并且扩散到自身以外。相反，思考是某种个人的、利己主义的东西，因为一个人只有在脱离客观世界重新回到主观世界时才能思考，而且越是完全回到主观世界，思想就越是集中。
为什么辛辛苦苦读了十几年，等到工作却觉得什么都得从头学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工家庭不愿让孩子读大学？为什么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既然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对日后的工作并无太大影响，那大学教育还有用么？——乃至，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么？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然而，父母能够给予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资源、天赋、机会却不尽相同。考察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从而确认，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并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家长作为社会阶层的一员，如何将所具有的优势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作者以富有感染力的笔触，描述了劳作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家长都希望帮助他们的子女在学校教育中取得成功，然而，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能够使用的教育资源种类和数量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教育参与的能力不同，因而参与行为的广泛性和深度也大为不同。
高等教育与工作职业之间，看似是无比紧密的上下游关系；但无论是很多企业还是求职者，早已不再执着于“专业对口”、“（学校）技能培养”这样的神话故事了。不过更奇怪的是，哪怕从业界到教育界，都不再对大学“作为职业培训基地”的可行性抱有幻想，但“教育-职业”的迷思依然犹如宗教信仰一般，深深扎根于中产阶级群体和企业招聘人员的心中——中产精英们要为孩子的教育焦虑上20年，而企业人力资源部则依旧执着于“大学本科以上”、“硕士以上”这样的职位描述——这似乎成了一个比“大学教育究竟有没有用”这一问题本身更难索解的难题。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觉醒的人只有一项义务：找到自我，固守自我，沿着自己的路向前走，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所有其他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对大众理想的懦弱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
我无权去评判他人的生活，我只能为自己作出判断。 意义与实在并非隐藏于事物的背后，而是寓于事物自身，寓于事物的一切现象。 当一个人能够如此单纯，如此觉醒，如此专注于当下，毫无疑虑的走过这个世界，生命真是一件赏心乐事。 人只应服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不屈从于任何外力的驱使，并等待觉醒那一刻的到来；这才是善的和必要的行为，其他的一切均毫无意义。 写作虽美，莫如沉思；机智虽美，莫如能忍。 过去之心不可得，未来之心不可得，万法皆如，俱入目前。 知识可以传授，但智慧不能。
我按自己的方式生存，这足够了，即使世上没人理解我，我安然而坐，即使世上没人不理解我，我安然而坐。离去之后是再来，永远偿还这永远的债务，丰沛的阵雨，接着便是更加丰厚的报酬。大地给予所有的人是物质的精华，而最后，它从人们那里得到的回赠却是这些物质的垃圾。
我被猛烈狂怒的冰雹阻挡，透不过气，我沉浸在甜蜜中，喉管在虚假里被扼紧，终于我解脱出来，重又感受这谜中之谜，我们称之为活着。这里是我最脆弱的叶子，也是我最坚强、耐久的叶子，我把我的思想遮掩、隐藏在这里，我自己不去暴露它们，可它们暴露了我，远远胜过我所有其他的诗。我无论生活在哪里，遇到任何意外都要保持自我平衡，面对黑夜，风暴，饥饿，嘲弄，事故，挫败，都要像树木和动物那样坚韧。
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我占有天堂的愉快，也占有地狱的痛苦。片片荆棘和黑草莓，记忆里的那只鸟，曾对我歌唱。无需与你交谈，我只需在一人独坐时，或是独自在夜间醒来时，想着你，我会等待，从不怀疑会再次与你相遇，我要专心。不错过你。
知识变得越来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按照普莱赛万的说法，如果一种知识接近于直觉，只需要大脑器官和内部感觉的轻微活动，那么这种知识只能刺激起一种生理快感：“如果科学的对象是我们的感官能够很容易感受的，那么这种和谐的共鸣便使灵魂处于和谐一致。……这种科学在整个身体机器中进行着一种有益于各部分功能的轻微活动。”反之，如果一种知识与感官的联系过于薄弱，过于脱离直觉，那么就会引起大脑的紧张，进而使整个身体失调；“有些事物的联系人们很难把握，因为我们的感官不容易接近它们。或者因为它们的关系过于复杂，需要我们费力去研究它们。（有关的科学）使灵魂陷于这样一种活动，即不断地使内部感官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从而产生极大的疲劳感。”
生活在世俗时代意味着什么？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我们活在世俗时代。而且在过去几个世纪，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在这本对于我们的时代具有定义性的巨著中，泰勒探讨了这个问题。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是如何从一个不可能不信仰上帝的社会，走向一个即便对最坚定的信仰者来说，信仰也只是诸多选择之一的社会？在这些问题上，他考察了现代性的世俗化面向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发展。事实上，他所描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的转变，而是一系列新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的宗教生活形式逐渐消融或不再稳定，新的形式被创造出来。今天的世俗世界不再由宗教的缺席来刻画——尽管在一些社会宗教信仰和实践出现了显著衰退——而是由（宗教的、灵性的、反宗教的）新选择的持续增加来刻画，个人和群体根据这些新选择来理解他们的生活并塑造他们的灵性渴望。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布坎南深受芝加哥学派（经济）影响，他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导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 。布坎南最著名的理论就是公共选择理论。
《世界的苦难》是布尔迪厄晚年与其他22位合作者以细腻的情感和认真的观察及倾听，耗时三年访谈数百人所写就的田野调查著作。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鲜活的生活史个案，展示了当代法国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痛苦，并透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 ，以及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本书是布尔迪厄将学者责任与公民使命融为一体，集中探讨弱势群体艰难处境的最著名成果。在看似平淡的个人生活史的叙述中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苦难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