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家庭,特权与文凭社会
为什么辛辛苦苦读了十几年，等到工作却觉得什么都得从头学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工家庭不愿让孩子读大学？为什么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既然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对日后的工作并无太大影响，那大学教育还有用么？——乃至，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么？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然而，父母能够给予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资源、天赋、机会却不尽相同。考察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从而确认，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并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家长作为社会阶层的一员，如何将所具有的优势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作者以富有感染力的笔触，描述了劳作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家长都希望帮助他们的子女在学校教育中取得成功，然而，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能够使用的教育资源种类和数量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教育参与的能力不同，因而参与行为的广泛性和深度也大为不同。
高等教育与工作职业之间，看似是无比紧密的上下游关系；但无论是很多企业还是求职者，早已不再执着于“专业对口”、“（学校）技能培养”这样的神话故事了。不过更奇怪的是，哪怕从业界到教育界，都不再对大学“作为职业培训基地”的可行性抱有幻想，但“教育-职业”的迷思依然犹如宗教信仰一般，深深扎根于中产阶级群体和企业招聘人员的心中——中产精英们要为孩子的教育焦虑上20年，而企业人力资源部则依旧执着于“大学本科以上”、“硕士以上”这样的职位描述——这似乎成了一个比“大学教育究竟有没有用”这一问题本身更难索解的难题。
教育与家庭社会学作品节选
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加州大学社会学学士（1974），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硕士（1978），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博士（1984），1990-2005年为天普大学社会学教授，2005-2008年为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2008年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2012年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民族志方法、儿童，主要关注非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代表作为《不平等的童年》、《家庭优势》等。
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然而，父母能够给予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资源、天赋、机会却不尽相同。
本书以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极富洞察力的生活细节，考察了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从而确认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并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许多80后都有过类似的童年经历，此后，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在城市扎根，结婚、生子、养育。有孩子以后，我们不可避免地将两代人的童年进行比较。会发现，自己孩子的童年有太多束缚。作为一定意义上的成功者，我们会怀疑孩子这样成长是否真的有意义。没有快乐的童年，他们以后会变成怎样？以及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两代人童年生活的巨大变化？其中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不平等的童年》一书做出了解答。书的作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妮特·拉鲁教授，其目的是为了考察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在客观上，这本书却也解答了中国新一代父母的养育困惑。
从1993年到2003年，拉鲁的团队用十年跟踪记录了12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深入家庭内部进行记录。用调研人员自己的话说，他们力争做每个家庭的“宠物狗”，让人既能忽略调研人员的存在，又能让他们随时随地跟踪。最终，拉鲁得出结论：美国社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公平，不平等正在不同阶层的家庭内部延续。
两种教育模式
成就自然成长和协作培养
1993年，拉鲁在美国东北部某大城市的郊区和市区分别选取了一所小学，并从两所小学选择了88个家庭进行访谈。同时，她和助手深入12个孩子的家庭内部进行观察和记录。这12个孩子有6男6女，平均分布在中产、工人和贫困三个阶层。其中，中产家庭的孩子全部来自被选定的郊区小学，而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来自市区小学。
通过观察，拉鲁发现，相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方式上的差异更为显著。而且，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教养文化并没有本质区别，主要区别存在于工人、贫困这两个阶层的家庭跟中产阶层家庭之间。二者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两种培养模式，即“成就自然成长”和“协作培养”，具体区别存在于课外活动、日常对话和对教育机构干涉度三方面。
在课外活动层面，中产家庭普遍会加入组织化的活动。被访谈家庭平均每年要给孩子花费4000美元用于课外培训，此外，父母还要担负起接送孩子的重任。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没有频繁的组织化活动，他们主要是自己玩，跟邻居、跟亲戚玩。
在日常对话层面，中产家庭的父母会很注意培养孩子的说理能力。父母对待孩子，既会倾听孩子的意见，也会给出一些自己的建议，最终的决策常常是建立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出的。反观工人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对于孩子主要是给一些指令性的语言，孩子的话会很少，表达的时候也会多一些羞涩。
在干涉教育机构方面，中产家庭的父母拥有强烈的干涉意识，对于学校或培训机构的许多做法，都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想办法去改变现状。而工人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则普遍认为，教育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
不难看出，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80后一代，所经历的都是“成就自然成长”的模式。而且，不光是农村的孩子，许多城市里的孩子也是如此。之所以会这样，就在于我们都生活在农民或工人家庭，二者正好构成贫困阶层和工人阶层的主体，经济条件并无显著差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有本质区别。
不平等的复制
精神状态和个人气质被继承
通过十年的追踪记录，拉鲁发现出身中产家庭的4个孩子，有3个拿到了常春藤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工人家庭的4个孩子，只有1人在一所小型三线大学就读，其他3人要么高中辍学，要么只有高中毕业；至于贫困家庭的4个孩子，除了一位女生在社区学院就读之外，其他全部在高中辍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业层面的差距非常明显，成年后两个群体的性格特点也产生了反转。在9至10岁这个年龄段，中产阶层的孩子表现得十分成熟老练，对于许多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对于流行事物也常常表现得无所谓；而工人和贫困阶层的孩子则显得更加天真和幼稚，对于流行事物表现得更期盼和投入。所以，我们也许会钦佩中产家庭孩子的老练，但可能会更欣赏穷人家孩子的天真烂漫。
但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初老练的中产阶层的孩子，变得年轻、天真、有激情，他们拥有旅行的梦想，愿意怀抱美好的人生；而工人和贫困阶层的孩子则忙于育儿和生计。因为他们必须要跟中产阶层孩子无法体会的生活困境作斗争，这让他们变得疲倦和失落，以至于丧失了许多当年的天真与可爱。
由此可见，父母的精神状态和个人气质也被遗传。在拉鲁看来，导致不平等在不同阶层的家庭中被复制的原因有很多，除了父母学历、工作和收入上呈现的明显区别，中产阶层父母会在无形中赋予孩子宝贵的“文化资本”，这些资本将会在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起跑线的焦虑
“快乐的童年”一去不复返？
尽管拉鲁对于两种教育模式都有赞赏和批评，但她明确指出，协作培养可以给孩子带来成就自然成长无法提供的优势。10年时间的跟踪调研结果也表明，父母对其成长投入更多的孩子，他们普遍更加自信、热情，也上了更好的大学，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将继续成为美国社会的中产人士。
拉鲁所展示的中产家庭培养中产阶层，工人和贫困家庭继续培养社会底层，其目的在于反思美国社会正在日益变得不公平的现实。而在罗伯特·帕特南撰写的另一本反思美国社会阶层固化的大作《我们的孩子》中，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孩子则不论贫富，大家都一起玩耍、学习。彼时，只要都在一个社区，所有孩子都被社区里的父母称为“我们的孩子”。
30年之后的美国，社区内部的纽带开始断裂，曾经一起玩耍的孩子变成了“独自打保龄球的人”。这一情形，80后的中国人无疑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少时与邻居伙伴一起玩耍，如今只能在大城市里独来独往。至于我们的孩子，他们压根就没有经历过整个社区的孩子一起玩耍的场景，他们每天奔波于各种培训班，很难收获不计时间成本的友谊。
不过，感慨之余，我们有必要意识到一点：无论是美国的40后、50后，还是中国的80后、90后，我们都属于罕见的获得快乐童年的一代人。法国社会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写过一本叫作《儿童的世纪》的书，副标题为“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在这本书中，阿利埃斯向我们表明，在工业革命之前，儿童并不是儿童，儿童被看作是“小大人”。这些“小大人”从小都需要帮助家里干活，稍长一些，他们就会成为各个行业的“学徒”。童年对于他们来说，并非休闲和快乐的时光。
工业革命是“发现儿童”的关键。从工业革命开始，儿童被逐渐强制要求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这是国家为了培养更多产业工人而做出的改变。也因此，国家还会禁止使用童工。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些孩子一方面不用为了温饱问题而工作，另一方面也得以在学校和放学之后获得大量休闲时间。
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的主体变成中产阶层，而近年来，中国也涌现了数亿城市中产阶层。一如拉鲁所展示的，不同阶层的家庭会自动对应不同的教养方式。这是因为，当中产阶层的规模剧增，就意味着阶层流动的通道开始相对变窄。此时，已经实现阶层跨越的中产家庭，会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来保住阶层身份。这样一来，中产家庭的孩子就开始提早进入竞争，所谓快乐的童年也就变得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80后的中国父母来说，当自己的生活经验与隐藏在阶层内部的教育要求产生抵触时，自然就会产生一种矛盾和犹豫的情绪。而在这种情形下，读一读《不平等的童年》，也许会让你在感慨之余，变得更加清醒和释然。
家庭优势-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
《家庭优势：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教授，她对美国家庭教育子女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和持久的田野研究，2012年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拉鲁的另一本著作《不平等的童年》于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已为国内读者所熟知。
本书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科尔顿（Colton）和普雷斯科特（Prescott）两所小学的家长、老师和学生的访谈和观察，生动地展示了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中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画卷：家长作为社会阶层的一员，如何将所具有的优势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作者以富有感染力的笔触，描述了劳作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家长都希望帮助他们的子女在学校教育中取得成功，然而，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能够使用的教育资源种类和数量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教育参与的能力不同，因而参与行为的广泛性和深度也大为不同。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创造性地刻画了家长大量不起眼但却十分重要的社会行动方式，极富洞察力地考察了这些细微社会行为的社会意义，揭示了行为背后社会分层机制的作用。
本书也是学习质性研究方法的范例，是一部优秀的教育质性研究报告。其中的“附录”占全书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为我们讲述了作者所亲历的质性研究过程的生动故事，值得一读。相信对质性研究方法的使用者和学习者会有所启发。
本书曾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教育社会学分会“魏拉德・沃勒尔杰出贡献奖”（Willard Waller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和美国教育研究协会颁发的“评论家选择奖”（Critics’ Choice Award）。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
本书通过追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百多年来的美国教育发展历史，主要以医学、法律和工程学教育为例，剖析了文凭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对社会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展现了文凭异化的过程，解释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系，进而完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最后则提出了化解文凭主义弊端的办法，预测了文凭主义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 作者针砭时弊，揭穿了关于教育的诸多神话，认为建立在教育基础之上的文凭社会是一种不合理的分层机制，建议废除文凭。在当下这个文凭社会的势力越来越强的时代，书中内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面临的诸多教育问题，积极思谋应对之策。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社会冲突、关于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宏观社会学，著有《文凭社会》《冲突社会学》《社会学四大传统》《哲学社会学》《互动仪式链》《暴力》等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柯林斯能够正视教育系统内部的社会建构、阶级冲突和权力关系，揭示一个保护着社会学者自身学术地位与物质基础的错觉，这需要强大的自我反思意识与勇气。而对读者来说，本书也许可以被视为文化社会学在教育领域的一次应用；它所带来的启示也不仅仅限于对文凭的祛魅和对文凭通胀的解释。也许很多读者并不会同意柯林斯最后提出的文凭废除主义方案，但相信通过本书，读者们可以一窥社会学家对理想社会的探素。 毕竟，工作技能只是社会需求的一部分；丰富和稳定的人类社会离不开看似无用的娱乐、艺术、文化和道德，培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也可以是大学的终极目的。柯林斯揭开的只是教育的一层虚伪的功能主义面纱；他让我们认识到，学校并不是独立于权力和阶级而存在的桃花源，也不是纯粹为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存在的象牙塔；如果忽视了教育系统中的文化生产过程与权力关系，也就无法意识到它完全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维系特权和掩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这才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危险。
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学术概念。当今社会大概人人都对“本科生就业难”和“研究生遍地走”有所体会：从考上大学就等于鲤鱼跃龙门，到北大毕业生卖猪肉成为新闻，再到中学教师招聘开始要求海外名校博士学历，我们似乎很快就对学历贬值和各行各业不断水涨船高的学历要求见怪不怪了。不过，将看似不言自明的社会现实理论化、系统化地表述出来，仍然是社会学者需要完成的工作。令人惊叹的是，早在1979年，兰道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初版中清晰地阐述了教育系统扩张和文凭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这本基于美国历史写就的著作，对照近四十年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也完全不显过时和错位，可见出色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普适性。
关于教育扩张和文凭贬值，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解释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升级，工业社会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而教育市场对此做出了反馈。这种基于功能主义传统的技术精英管治迷思正是柯林斯首先需要驳倒的靶子，因此他用翔实的数据反驳了以下两个习以为常的认知：其一是教育扩张是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其二是高技能需要通过高教育获得。柯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水平的攀升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工作技能升级带来的需求，也就是说存在“教育过剩”；虽然教育水平的确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但这并不是通过提升工作技能来实现的。事实上，工作技能更多是在工作岗位中通过非正式方式习得的。
回忆起大学生活，许多人也许对此深有同感。如果从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大学里学到的专业技能十分有限，许多毕业生的专业更是与最后的工作毫不相关；哪怕专业对口，也经常需要经过额外的培训才能上岗。对大部分工作来说，要想胜任它们根本不需要在大学里呆四年之久，更不必提攻读硕士和博士了。事实上，校园时光中很大一部分被社团活动、打工和恋爱占据，而这些与学习并不直接相关的活动已经被建构为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习成绩与未来的事业成就关联度也很低，往往只是在申请更高的学位时才有意义。文凭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它除了能够反映持有者在学校里度过了特定时间之外，并不能真正反映个体的能力。
说到这里，本书背后的理论主线也已经浮出水面，那就是教育社会学里长久以来的核心问题：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教育扩张究竟减弱还是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自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科尔曼报告》发表以来，社会学者始终在探讨这一问题的答案。现代化理论学者认为教育扩张能够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打破阶层壁垒、促进社会平等；再生产理论学者则认为学校教育复制了原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不仅加剧而且正当化了社会不平等。五十多年来，世界各地的调查研究为两方都提供了实证证据。本书中，柯林斯则跳脱出了两者视角，在探讨结果之前先去探索原因；他指出，教育系统的本质是一种人为强行规定价值的通货。与其说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社会化的、具有合格工作技能的劳动者，倒不如说在科技逐渐替代中产阶级工作之时，教育扩张减少了市场上的劳动者，从而防止了失业率的攀升，同时制造了大量原本不必存在的教学与行政管理岗位。因此，教育系统的扩张实质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升级带来的失业危机面前免于崩溃。
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教育实际上是无用甚至有害的呢？这并不是柯林斯的本意。毕竟，工作技能只是社会需求的一部分；丰富和稳定的人类社会离不开看似无用的娱乐、艺术、文化和道德，培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也可以是大学的终极目的。柯林斯揭开的只是教育的一层虚伪的功能主义面纱；他让我们认识到，学校并不是独立于权力和阶级而存在的桃花源，也不是纯粹为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存在的象牙塔；如果忽视了教育系统中的文化生产过程与权力关系，就无法意识到它完全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维系特权和掩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这才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危险。
柯林斯认为，“文凭凯恩斯主义”是一种比较诚实的立场，它承认教育扩张的主要功能是抵抗生产过剩和工作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利。不过，柯林斯自己倾向于一个更为激进和相反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文凭废除主义，例如禁止在雇佣过程中要求学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学校，而是让学校回归其本质的知识生产功能，不再作为生产文凭的工具而存在。当教育歧视已经成为维持阶级壁垒的工具，废除学历要求才能为真正的平等铺平道路。
在第六章中，柯林斯以医学、法学和工程学为例指出，人们敬仰和信任的专业地位并不一定是基于专业技能建立的，而很可能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建构。为什么在美国，法学院和医学院必须先获得本科学位才能进入，而在其他国家则未必如此？为什么工程师在美国、法国、英国和前苏联的培养路径和地位截然不同？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柯林斯揭示了专业地位的成功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仪式性的程序、自我理想化的论述、难以标准化的评价系统、一定程度的秘密性和神秘感。不难发现，这些要素对大部分人文和社会学科同样适用：社会学家自身的地位又何尝不是如此建构起来的呢？
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
《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是一部参与式观察研究的范本，作者通过考察一所美国精英高中的日常，研究精英意识和行为是如何一步步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社会知识易得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人在接纳美式勤奋观的同时，不再比拼知识的占有。他们淡化了对“高尚情趣”和“ 你认识谁”的重视程度，取而代之关心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和在这个世界里扮演的角色。这条成为精英的道路很特别，奇妙地结合了当代文化习俗和古典价值观。像圣保罗和常春藤这样的院校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一个排外的游艇俱乐部，而是越来越接近我们多样性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包含细致具体的社会规则的微观世界。美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2011年度图书
西莫斯·可汗，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社会分层和精英文化。他是圣保罗中学的毕业生，也曾在该中学任教。著有《特权：圣保罗中学的精英教育》和《研究的实践：社会学学者如何答疑》等。
鉴于过去的精英依靠的都是资质一一围绕“正确的”血统、关系和文化建构他们的世界一一新精英创造的是特权：一种为他们提供优势的自我认知和交往模式。老派资格的精英们，靠着在给他们提供优势的资源周围建筑护城河和城墙来组成一个阶级。新精英们认为自己更加个性化，相信自己的地位是通过努力得来的。他们淡化了对高尚的情趣和“你认识谁”的重视程度，取而代之关心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和在这个世界里扮演的角色。这条成为精英的道路很特别，奇妙地结合了当代文化习俗和古典美国价值观。新精英们故事的走向是基于多种在美国根深蒂固的信仰，那就是优秀和努力终将为你带来回报。这种信仰驾驭了21世纪的国际视野，从任何事物身上吸取和提炼价值、对当下发生的事了如指掌。
特权不是在知识周围划定界限或把这些知识当作资源来利用。学生们的口味很杂，表现出博采众长的架势。讽刺的是，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开放社会中，排外性是失败者的标志。从这个角度看，不能靠精英们的行为来解释不平等而是要看处于弱势的人们表现的特点。他们受限（排外）的知识品位和脾性，意味着他们没有跟上这个开放新世界的脚步。……我们可以把文化当作是一种“资本”一一像钱一样拥有价值也可以被用来获得社会优势。
除了通过搬家和防御工事来保护自已，精英们也利用文化机构来彰显不同。19世纪早期，“纯”艺术被各个阶 级的人消费。……但当精英们致力于在自己和其他人间制造差距时，他们把“纯艺术”阻隔在博物馆的砖墙内，还利用反淫秽的康斯托克法来禁止它被更广泛地消费。虽然表面上是“公共”机构，早期的博物馆跟公共一点不搭边。这些场馆将低层次的阶级排除在艺术的门外。剧院也经受改造，使得后排的暴徒们越来越难看到演出。
众所周知，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使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权运动要求的就是整个社会的重组，从谁能坐在午餐柜台，到谁能以何种权利拥有什么样的工作，以及我们能从政府那里受到的待遇。女权运动所争取的大致相同：不应该有任何地方是只属于男性或对女性设限的。这些变化不仅关乎经济和政治权利一也逼我们颠覆性地反思自己的家庭。这些运动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世界应该是开放的。如果每个人既有能力又努力奋斗的话，他们应该有达到目标的同等机会。这样的论调传遍了整个美国、整块欧洲大陆、以及通过无数其他人传到了全球各地。这些运动都遵循一个共同思路：我们需要一个对社会全员开放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一而不是占特权的少数分子说了算。男女老少都拥护一个基于英才的新精英群体；有人甚至质疑了精英这个说法。
或许身体不只是一个让大脑理解的信息输入机制。身体自身反而可以是探究的场所。在这点上我踩着前人的脚印。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认为“身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对其产生直接作用；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福柯认为这是“身体的政治技术学”，而这一技术的表现可以体现在“分类、操控、演练、技能和功能性活动”中。简而言之，我们的身体是宏大社会中权力关系的表达形式，一举一动都表现着在权力关系中自身的位置。沿着相似脉络，与其相左的是弗洛伊德式的社会心理学，后者重视我们如何认知世界并生存其中。布迪厄认为，社会禁令不是我们能通过大脑“习得”的东西一一它们不是记载在某种无法观察的“超我”上，而是在身体的“记忆体”上留下印记。我们在世界里的经验印刻在身体上：“我们通过身体来学习。社会秩序通过这种长期的对峙进入到身体当中，这个过程可能波澜不惊，也可能汹涌澎湃，但总是由情感生活为标志，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由环境中的情感交互为标志。…最重要的社会禁令不是通过头脑来传达，而是把身体作为“记忆体。”我们的社会知识不只是一些授予我们的认知框架，而是身体上的印记。通过观察身体在世界中相关联的处境，我们可以看到超越任何个体的身体特征，能看到“整个结构…位于互动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