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异步・终曲
“真实地活着，不要忘记看每天的月亮……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去，所以人们以为生命是一口不会干涸的井。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的，多少个迷人的童年下午，回想起来，还是让你感到如此深沉的温柔？也许只有四五次，也许还没有。你能看到多少次满月的样子？大约20次吧，但这看起来却无穷无尽。”
坂本龙一（1952年1月17日-2023年3月28日），出生于日本东京都中野区，日本作曲家、音乐制作人、歌手、演员、钢琴家，据日媒，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已于3月28日去世，终年71岁。
坂本龙一曾以《末代皇帝》电影配乐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及格莱美奖。 两年前，坂本龙一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自己继咽喉癌之后，再次被确诊直肠癌的消息，他表示此后的日子将“与癌共生”。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一边对抗癌症，一边坚持音乐创作，让人不禁产生他依旧硬朗的幻想与期待。人们还能记得去年12月11日，坂本龙一线上钢琴演奏会《Ryuichi Sakamoto：Playing the Piano 2022》所引发的关注度，而在今年1月17日生日当天，他甚至还发布了张新专辑《12》。实际上，“与癌共生”的觉悟，坂本龙一早在2014年罹患咽喉癌时便有提及。2019年于国内院线上映的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记录了他在确诊为咽喉癌前后五年的生活。起初，该片的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是想要拍摄一部关于坂本龙一演奏会的电影，然而在2014年坂本龙一被诊断出癌症之后，纪录片的方向也随之改变。 《终曲》展现了坂本龙一大量的日常生活，因为身患癌症，他每天需要服下定量的药物，定期接受治疗。癌症，让他对死亡的认知更加清晰，也让他深刻意识到我们一直沉浸于拥有无限生活实际却已来日无多的幻觉，这令他更加执着于坚持他的音乐生命——去世界各地寻找自己喜欢的声音。
创作生涯
2012年，坂本龙一获得了一架经历了海啸的钢琴，这个钢琴在被海水浸泡后，已经走了调，按下琴键后，他说感觉就像“在弹奏一架淹死的钢琴尸体”。
然而，面对这架死去的钢琴，他却欣喜万分，认为它“正在拼命挣扎要回到过去的形态”。“工业革命使这种乐器的生产成为可能”，他反思道，“六块厚木板，叠起来压成形。”当一架钢琴走调时，所有的木头都在努力恢复原状。在他看来，那架被遗忘、扭曲、淹没的钢琴，只不过是“大自然的回归”。
自然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终曲》中有个片段，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为了寻找合适的雨滴降落，敲击在物体上的声音，他将一个玻璃罐放在了门外，认真倾听，然后拿回来告诉摄像师，瓶子太厚，声音不够清晰。他又换了一个塑料桶，先是倒扣在地上，然后放正，最后举了起来，套在自己头上。雨滴淅淅沥沥地敲在了那个举着塑料桶的背影身上，他似乎对这个声音非常满意。
坂本龙一一直在寻找他喜欢的声音。片中有大量的细节描绘了他对声音的执着和热爱：倾听不同消防栓被敲击后所发出声响的细微差别、尝试用小提琴的弓划过锣面、一对手指钹在暴风雨中的鸣响、在北极冰川钓取“最纯净的声音”……那些为人熟知的音乐，总是显得那么纯净、简单。不论是《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还是他在《末代皇帝》中的配乐，他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朴素的色彩。
漫步在林中，坂本龙一仔细倾听风吹过树梢，林鸟鸣奏的声音。“一般人不会把这些声音当做音乐”，他说，“我很想把这些声音融入到自己的音乐里，仿佛乐器和环境音融为一体，那种浑然天成的音乐，我很想听到。”
所以我们听到了电影《荒野猎人》中的音乐。2014年，坂本龙一被确诊为咽喉癌三期，不得不停止一切工作。但当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找到他，希望他能够为《荒野猎人》创作电影配乐时，他却感到不能拒绝，因为“我没法对伊纳里多说不，我太崇拜他了”。为了如期完成这份重托，他自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在一次关于这部电影的访谈中，坂本龙一谈到：“从最初开始，我就认为这部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大自然。为了要尊重大自然的声音，我觉得这部片的配乐不应该太有叙事性。”不到半年后，他完成了这部电影的配乐工作，乐曲简朴、纯净，大段的留白令荒野中的自然在平面影像中展露出一种多维度的空间性。
纪录片《终曲》的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形容坂本龙一是一位非常懂电影的音乐人。毕竟早在1983年，他就主演了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和英国著名摇滚歌手大卫·鲍伊在影片中饰演一对同性恋人。
彼时的坂本龙一还是位初出茅庐，异常傲气的年轻人，和现在谦和有礼的形象截然不同，颇有些狂放地对大岛渚提出要求：出演可以，但条件是自己负责给电影制作音乐。所以才有了如今这首经典之作《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并且成为坂本龙一开始制作电影配乐的契机。多年后，这首曲子还出现在了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中，忧伤克制的曲调，仍旧跨越时空表达了同样的爱情遗憾。
我的一位朋友笑称这部纪录片总算让YMO翻红，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了坂本龙一这位“宝藏男孩”。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坂本龙一是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家，他的形象总是万年不变的黑色着装，一头银色的头发，以及标志性的黑框眼镜。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沉静、内敛和风度翩翩，很难与叛逆、前卫、潮流扯上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年轻时候的坂本龙一，却是亚洲最前卫的实力派偶像人物。
最有印象的是2018年坂本龙一突然现身北京时，我的朋友圈瞬间沸腾了起来，平时那些我非常敬重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前辈，纷纷变成了追星族，激动地晒着和坂本龙一的合照，诉说自己对偶像的喜欢和崇拜。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是曾经影响过一整代人的文化Icon。
1978年，26岁的坂本龙一与高桥幸宏、细野晴臣成立了先锋乐队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黄色魔术乐队）。这支被东野圭吾形容为“天才”的乐队，是电子音乐的先驱，影响了早期的嘻哈音乐和电子音乐，因为太过先锋，最初在日本没有激起很大的反响，反而是在美国先红了起来。
坂本龙一广为人知的绰号“教授”，就是他的队友高桥幸宏取的。坂本龙一从小受到正统的音乐训练，是东京艺术大学作曲系研究生毕业。高桥便以他的高学历开玩笑戏称他为“教授”。随着YMO的走红，这个外号逐渐深入人心。
影片中展示了YMO早期活跃时的一些珍贵影像资料。坂本龙一在乐队中，常常饰以夸张浓艳的面部妆容，在他挑起的眉眼上有股说不出的魅惑。那个在MV中扭动身子舞蹈的少年，看起来又倔强又骄傲。后来看到《十三邀》中许知远对话坂本龙一，问了那个我也很好奇的问题，“如果你遇到了1990年代的坂本龙一，会和他成为朋友吗？”，坂本龙一有些羞涩地笑着否认，不会，因为那个刚刚获得一点点成功的年轻人太傲慢了，他非常自私，只在乎自己。
少年时期的天才，可能总是觉得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在坂本龙一的自传《音乐即自由》中，他就曾写道，自己在小升初时候，调查新同学的方法，就是逢人便问“你知道披头士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就不再理会。而当他机缘巧合下听了德彪西的音乐后，还逐渐将自己与德彪西混在一起，认为自己是德彪西转世，甚至反复在笔记本上练习他的签名。
尽管YMO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他却并不喜欢这种“出名”的感觉，最终选择解散了乐队。单飞后的他很快就受到了大岛渚的参演邀请，开始走上了电影配乐的道路，此后便一边做配乐，一边钻研自己的作品。但他却认为，在为电影《遮蔽的天空》配乐之前，自己对电影配乐的理解并不深入。《遮蔽的天空》是坂本龙一与贝托鲁奇的第三次合作，为他赢得了当年美国金球奖最佳配乐奖。
《终曲》中坂本龙一透露当时合作时一个有趣的细节。临到音乐录制前夕，贝托鲁奇表示对他创作的前奏并不满意，要求他重新制作。坂本龙一以时间太过仓促，拒绝了这个请求。于是贝托鲁奇用激将法对他说道，“如果莫利康内他一定可以做到！”这成功激起了坂本龙一的好胜心，于是他很快修改了曲子，和乐队一起紧急排练。
坂本龙一回忆说，在那个时候，东京本身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文化现象的典型代表：喧闹、耀眼的电子时代和失控的资本主义。而他自己便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代表，即技术令世界的融合成为可能：他在流行、朋克、爵士和舞蹈领域工作，还经常与世界各地的大牌人物合作。
然而，随着生命进入倒数，他对音乐的追求逐渐内化，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自然。
他说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可能是一年，可能是十年，也可能是二十年。他引用了《遮风避雨的天空》中的那段话作为结束，“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去，所以人们以为生命是一口不会干涸的井。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的，多少个迷人的童年下午，回想起来，还是让你感到如此深沉的温柔？也许只有四五次，也许还没有。你能看到多少次满月的样子？大约20次吧，但这看起来却无穷无尽。”
引用：https://mp.weixin.qq.com/s/HeOofGeA0CvJPVX6zeYfwg
创作风格
日本顶级作曲家坂本龙一3月28日去世。两个月前，他刚过完自己的71岁生日。2014年，他的脖子左侧出现肿块，后被确诊为口咽癌；2020年，又被确诊罹患直肠癌。近十年时间里，数度与死神交手，2022年，他在刊登于《新潮》杂志上的文章《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中写道：“虽然不知道在今后的人生中，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但算是难得活下来了，我希望能像敬爱的巴赫和德彪西一样创作音乐，直至最后一刻。”
“德彪西转世”
坂本龙一在打捞声音。“我在把声音钓上来。”北极圈内，他笑着蹲在冰原上，小心地把录音设备由绳子吊着沉入裂缝下的流水，全球变暖使得水流声加速。他说，这是他听过最纯粹的声音。
纪录片撷取的镜头中，坂本龙一经常在收集声音：在城市的屋子里，他听雨打在不同物体上的声音——胶桶套在头上听；在森林里，他举着小棍子在各种东西上敲敲打打，收集这些声音穿过树林和风的回振；回到纽约西村的家中，他在收录的自然音的播放中开始弹琴、作曲。
Coda，音乐术语，指乐章最后段落里强调终止效果的乐段。12月16日，以此为名的坂本龙一纪录片自2017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两年后，终于登上中国部分电影院的大银幕，中译名为《坂本龙一：终曲》。从坂本龙一2012年为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义演开始，纪录片拍下了他在五年中的音乐创作历程和新专辑《Async》的制作过程。
上映的两天前，坂本龙一特意开通微博分享了中文自我介绍的视频，音乐人张亚东和演员李现在微博中热情表达了欢迎，这条微博的3万多转发量或许可作为坂本龙一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注脚。
钢琴家和作曲家坂本龙一以电影音乐而闻名世界，他曾因《末代皇帝》电影原声带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坂本龙一的音乐经历过几次风格上的转变，因此他的听众中不仅有电子音乐迷，也有古典音乐迷。上世纪80年代，他也曾作为演员参演了获9项奥斯卡奖项的电影《末代皇帝》和获得金棕榈奖提名的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尽管他对短暂的演员经历的自我评价是“吊儿郎当”。
“自己竟然会得癌症，我也没法相信。”纪录片中，坂本龙一一头灰银色的头发，龟纹镜框下是双温柔又有些疲惫的眼睛。接着他有点疑惑又不可置信地笑着说了句：“感觉好像开玩笑似的。”
当2014年脖子左侧出现肿块时，62岁的坂本龙一以为是衰老的迹象。经检查，他被确诊为口咽癌。在个人网站公布这个消息时，他的语调有些郁闷和疑惑——毕竟，他从40岁时就格外注意身体健康，一直都严格遵守着健康饮食。确诊后的一年，坂本龙一进行了放射治疗和康复修养，当时正创作的个人专辑也因此废弃，他拒绝了所有工作请求，唯独例外的是为亚历桑德罗·伊纳里图的2015年电影《荒野猎人》制作音乐，后来因此获得金球奖提名。
“将来不知道还能活几年，也许还能活二十年，也许能活十年，也可能只有一年。一颗心是提着的。”坂本龙一说，为了不留下遗憾，所以想创造出更多拿得出手的作品。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坂本龙一就是最受西方欢迎的日本音乐家之一，在东亚地区也有广大的乐迷群体。最初，他是合成流行音乐先驱YMO乐队的创始成员。1979年10月，刚发完第二张专辑的YMO开始世界巡演，并因此步入了全球成名时期，迈克尔·杰克逊曾翻唱过他的歌曲。
当时的YMO乐队一度被视为日本文化输出的代表，这让坂本龙一感受到背负国家期待时的沉重。他感到不适并选择回避，甚至在伦敦时还想着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经历：当年夏目漱石作为国家派到伦敦学习英语的代表，在度过两年左右的抑郁生活后就回了国。以备受敬仰的夏目先生来自拟，坂本有点惭愧：“拿自己与夏目漱石相提并论是太夸张了一点。”
“有段时间，我甚至真的有点相信自己就是德彪西转世。”坂本龙一在2017年的自传《音乐即自由》中写道。从小学习古典音乐的他在初中接触到德彪西的音乐后，一度由于太过着迷而渐渐认为自己就是生活在20世纪初的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转世，甚至心想：自己为什么住在这种地方？又为何是说着日文？他常在笔记本上练习德彪西的签名“Claude Debussy”。
然而，坂本龙一最受瞩目的还是他在《末代皇帝》和《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这两部电影中的配乐创作，这些乐曲中东亚旋律与西方乐器和谐相处，共同为电影营造了悲伤而激昂的氛围，也同时获得了东亚和西方的赞赏。坂本龙一的音乐让人联想到德彪西乐曲中的东方主义，但他却从相反方向来构思，也经常制作成流行音乐。
西洋音乐的历史与坂本龙一的个人生涯相互交错。小学时，他迷上了巴赫，接着又陆续喜欢上贝多芬、德彪西，以及所谓的现代音乐，这让他觉得“像是一路跟着时代变迁听这些西洋音乐”。到了20世纪60年代快结束时，他又逐渐爱上了与他出现在同一个时代的音乐，比如披头士等。
“这也代表着我自己与这些音乐家感受到的问题能够达成一致了。”他写道。
解构
1986年，电影《末代皇帝》开拍。坂本龙一饰演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司长甘粕正彦。到达拍片现场当天，他与饰演溥仪的尊龙第一次见面，当时其他演员已经拍摄了三个月并完全投入角色中。尊龙对他说：“你是日本派来的幕后黑手甘粕，是我的敌人，片子没拍完，我不会和你说话。”
“我当时是带着吊儿郎当的心情去的，所以被他的话吓了一跳，心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坂本后来回忆道，自己还是成天说笑、态度轻浮。甘粕有场重要的戏是要对溥仪说：“你只不过是个傀儡，是我们日本的玩偶。”开拍之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特意来警告他：“一星期后要拍这一场戏，你在那以前都不准笑，去想想天照大神。”
然而剧本中有一幕剧情让坂本无法接受，即服毒而死的甘粕正彦在剧中切腹而死。坂本对切腹的情节设置感到反感，拼命说服导演，最后表示：“是要选择切腹？还是要选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剧情，我就马上回日本。”这让贝托鲁奇伤透了脑筋，最后把剧情改成甘粕举枪自尽。而也因为剧情需要，坂本需要怒吼出“Asia belong to us”的台词。“虽说是演戏，要说出这样的台词还是感到相当为难。”他回忆道，当时导演不断喊“咔”，他则不断吼着这一句。
对坂本而言，这次电影拍摄的特殊之处是带他回溯了父亲的战争体验。剧组辗转北京、大连、长春三地拍摄，拍的是上世纪初的日本侵华战争内容，而在北京拍摄时是租下了货真价实的紫禁城，移到长春后则是借用了伪满洲国皇帝实际居住的宫殿，而大连也是他的父亲在学生兵动员时期曾短暂驻扎的地方。
坂本龙一的父亲坂本一龟是与野间宏、高桥和巳等许多作家共事的文学编辑，思想比较自由开放，但因曾被征召打仗而在陆军培养出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比如常用命令军人的口吻对家人大吼“报纸给我拿来！”对此感到可怕的坂本一度不主动跟父亲说话，父亲如果有事情要和他说，也是通过母亲来转述。但是，“我明明在父亲面前一声也不敢吭，却因为太过兴奋，硬是将他拉到音响前，放披头士的唱片给他听。”
人生中首次察觉到自己喜爱音乐、主动思考真正想做的事情则到了初中阶段。上初中后，坂本龙一曾经因为加入广受欢迎的篮球队而放弃了音乐。大概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坂本完全不上钢琴课和作曲课，他忽然感觉到体内缺少了什么，这时才意识到音乐对自己的重要性。
再重新开始学音乐时，初中生坂本龙一登门拜访钢琴老师和作曲老师向他们道歉，并拜托老师们让他回来上课。为专心学音乐而退出篮球队时，坂本龙一还被队长带到走廊尽头暗处狠狠揍了一顿。以前作曲时，坂本龙一就像写数学练习题一般花一个晚上写完上交。但从这之后，坂本龙一开始认真地全心投入学习作曲。
高中后，坂本龙一的人生才开始有了起伏，他考上高中的那年（1967），日本刚好爆发了两场学生抗争运动。当时刚好是自由爵士正要成形的时候。高中生坂本龙一把时间拿来听音乐、读课外书，其他时间不是和女友约会，就是去参加示威游行活动，虽然每天都在逃课，却忙得不行。
在当时学运分子聚集的咖啡店里，如果要搭讪女孩子，坂本龙一通常都是聊政治：“越南现在发生的事，你的看法如何？”一问之下，对方便会回答：“我觉得战争是不对的事。”然后他就约对方一起去示威游行：“我赞成你的看法，我们明天一起去游行吧！”游行时坂本则体贴地保护女孩子，让她尽量站在队伍中间，不要被警方的机动队打到。
高中生活的尾声阶段也正值“解构的年代”，坂本龙一投身于学生运动，“试图瓦解学校与社会的制度”，在他看来，同时代的作曲家也正运用极端形式力图打破现有的音乐制度与结构。当时的他一直思考，西洋音乐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人们必须从传统音乐的束缚中让听觉获得解放。
“我觉得自己当时感受到的问题，至今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坂本龙一的原型或许在此时已经悄然形成了。”他回忆道。
沉默的必要
“感觉好像一架钢琴淹死后的遗骸。”纪录片的开头，2012年的日本东北部宫城县，坂本龙一说——他所乘的车辆在“3·11地震”的灾区上摇摇晃晃前进。他所说的这架在海啸中泡在水里的钢琴已经走音，一些琴键按下后无法回弹。
对于这架走音的钢琴，坂本讲到了钢琴的制造过程，他解释着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如何通过将文明强加于自然来使钢琴发出美妙的乐音成为可能。“我们人类说这（钢琴走音）不合时宜，但这并不完全准确。”当乐器的调音出现问题时，他表示“它正在努力恢复自然状态”。
纪录片中，在分析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72年的科幻悬疑片《索拉里斯》中对巴赫的乐曲、水声、风声和脚步声的使用时，坂本龙一显得尤其热情。塔科夫斯基电影蕴藏的丰富音乐世界让他着迷，接下来，他在创作的专辑中也试着用电影思维来思考，尝试做出电影配乐般的音乐。
“我从龙一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音乐中保持沉默的重要性。”与坂本龙一合作的年轻的奥地利电子与声音实验音乐人Christian Fennesz曾说：“没有两个人能比龙一在两个音调之间留出这么多的空间。”
工业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以及坂本龙一对两者的拥抱都贯穿于这部纪录片。然而，纪录片的开场用了长达12分钟来展示“3·11地震”后福岛核泄漏事故的相关活动。“比起艺术性和音乐性，更多的政治性。”坂本龙一曾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这样评价这段开头。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震级为9.0级的地震，坂本龙一在纽约市举办公益音乐会。因为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等次生灾害还在继续，当时许多在海外的日本艺术家都回到日本，进行筹款和募捐活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中，坂本龙一在反对重启核电站大型集会上“不能为了用电，就把生命暴露在危险之中”的发言在日本一度引发指责。
“总觉得无论我们说什么，上头的人都听不见。最终又回归沉默，日本人已经沉默四十多年了。”纪录片中，坂本龙一说，“不管是核电站事故和灾区的一些问题，还是灾后日本的政治状况、社会情况，全都每况愈下……如果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会感到非常压抑。我做不到视而不见。”
他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当时意识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但是什么东西怎么样不行，还不清楚。但作为艺术工作者和音乐家，会有一种单纯的敏感。环境不会自行毁灭的，而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以我们要去修复，当然也有方法去阻止，因此我就要开始表明这种担忧。”坂本龙一在1999年创作的歌剧《生命》中表达了对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反思，他也反对恐怖袭击、种族歧视，反对战争。
“我觉得世界上有各种分团组织，有各种隔阂，还有差距，南北差距，当然还有贫富差距、武器军事的差距，为什么要把这些差距看作是消灭的对象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不讲理、各种分歧存在。”他说。
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早上，住在纽约西村的坂本龙一听到了“咚”的声音，他一出门，看到每天都见到的双子塔在他面前燃烧。燃烧的双子塔前飞过好几只鸟。他记得，“这一刻我对自然和人造物大火的对立充满了兴趣，鸟儿为什么能够若无其事飞过呢？”
接着一周，曼哈顿的音乐等一切声音都消失了。一周后，他走到纽约联合广场上，看到一些年轻人用吉他弹奏《昨日重现》，他才想起自己已经七天没有听过音乐了。“可见音乐文化只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存在吧。”
引用：https://mp.weixin.qq.com/s/DpTSipLqEsjigrTPZ6qtTg
创作感悟
“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也是。”
“我们必须像老子一样接受这个自然过程。这是很艰难的事情，也许我到生命最后一刻也还无法接受，但我希望我能做到。”
我突然很感慨，也许道家，是所有东方艺术家们共同的救赎。要想面对生命的很多严重危害的不确定性，用艺术视角、旁观视角、创作者视角去面对、去参与、去沉浸、去脱俗，有效性才能持久一点。
对于现代人来说，有自己的超脱、超越心态和思想，再加上用具体方法实时治愈，该是很好的生存和发展状态。
现在的人们背负了各种现实的苦痛，内心会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原因而抑郁，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去缓解。其实任何现实的手段，比如，用钱覆盖爱，用新爱填充旧爱，润、躺、卷，都没什么永恒性。人们应该习得一些超脱性，就是对俗世的一切，都没有那么在意，我们要知道，情绪、情感、钱财甚至身体健康，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我本来这周要写的是爱比克泰德，就是说那句著名的“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绎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的哲人。他说，人有三类东西是不在“我们控制之下的”，第一个就是身体，“只要有使用身体的地方或有身体参与的地方，没有东西是你自己的”；第二个就是财产、事业、身份等等；第三个就是痛苦和快乐……
再配合看最近各短视频里流行的那段法国舞者尤安尼·布尔热瓦的行为艺术来阐释——不断攀爬阶梯，又下坠，再原地弹起，再落下……数次循环。即便到达自己的巅峰，依然可坠落，后面可能再也弹跳不起，但还是在挣扎着想要弹起。网友们说，“像极了人生，跌跌撞撞，起起伏伏，就是不能躺平”。
还有一句话最近也很流行，是罗翔的——“务必请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这世间水火。”
苏东坡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有自己的独立不移的、能容纳新意的精神空间和自然空间，是如此必要。我们的救赎，也许，存在于那些高于俗世生活的各种形式里。
“Ars longa， vita brevis.”
它的意思是，“艺术很长，而生命短暂。”或者说是，“生命转瞬，而艺术绵长。”
人生就是一场经历，你有多少财富，多少刻骨铭心，都会化作一缕烟云。倒不如发生什么，随时不辞辛苦地感受着、创造着、超越着。那样的人生张力，就不限于那些起起伏伏，那些绝地逢生。
我总觉得，一个人要自己独立度过最幽暗的岁月，才能真的无畏，才能即使返回去同类困境，依然那么坚定地要获得救赎，而不是“死灰吹不起”。一个人没有援助，只身一人度过至暗时刻，他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人生的张力，就是你的全部力量的跨度和呈现，没有低谷高峰，怎么有张力呢？
于是，某天早晨，我听着坂本龙一的音乐，开始阅读他的很多资料，然后边看边写，这就是我的一种写作生活叙事。
艺术大部分都是为了治愈。人常常不安，常常难过，常常不知足，常常得病，所以需要总是安慰，偶尔治愈。人间的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不可逆转，唯一可以转变的就是自己的心境和心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大家对坂本龙一熟知的是《The Last Emperor》《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Rain》等等音乐。其实，坂本龙一的音乐一直在想着怎么让别人好过一点，松弛一点，简单宁静平和一点，但里面又好像蕴含了很多内容，你可以轻易地获得力量，这对创作者来说是非常高强度的心理处理过程，你能获得多松弛的力量，他就需要多么复杂的艺术处理。
1997年6月，因为父亲病危住院，坂本龙一为父亲创作了第一首关于治愈的音乐，以便让父亲可以在透析的三个小时里一直听，缓解焦虑和疼痛。他追求松弛、放空、删繁就简，就这样，好像把生活中的千头万绪也都一并整理了。他曾经研究音乐疗法，但觉得现存的疗法里，加入了很多知性和方法技巧的东西后，就失去了灵魂。他想，自己是不是能做点什么。
1999年，他上演歌剧《LIFE》（《生命》），其隐藏主题就是“共生”。所谓共生，大概就是与希望同在，朝着更好的方向、正向的认知世界的方向去。
2005年，他开始写博客，关注地球变暖、环境保护、原住民、新农村、语言与诗歌、大象、极端气候、万物有灵的神话等等。一个创作者，必须一直开门，开各种各样的门，吸纳各种各样的素材，加入他的“艺术处理内心工厂”。
生命，是流动的，不可见，不可闻。我们无法找到它确切的“始终”，无法预测，不知道要经历多少生离死别，多少考验，多少绝望，但依然可以探索它，接近它的本质和真相。
坂本龙一说：“一旦记忆淡去消逝，可能就此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彻底消失无踪，但是只要一谱写成歌曲，就可能成为民族或世代的共有记忆，不断流传下去，将事情从个人体验中抽离而出，实际留存在音乐世界中，就能借此跨越时空的限制，逐渐与他人共有，音乐正具备这样的力量。”
我一直研究的是，古人今人，各种各样的人，在最艰难和迷茫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如何把最难的时光度过去，就靠自己度过去，甚至可以幸运地获得终身免疫的能力。一个人要在最难的时候，静心寻找那万分之一的潜在机会，如果找不到，就无法熬过那漫长而艰辛的盘旋。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帮我妈妈治疗关节的坚韧的女人，一个前辈。她的人生真的极富张力，在上海隐居田园，有一块地儿，自己耕作，但可以摇身一变马上成为帮硬科技企业做服务的顾问、女企业家，很多人都敬她服她。她还是几个月大的婴儿的时候，父亲去世，从9岁开始就在法庭上看着亲人们争夺本属于她一个人的房产，而她反而成了被告。后来她再三遭遇了至亲的离开，独自一个人闯荡深圳。到了中年，丈夫车祸，她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四五年间都在度过这场巨大的新危机。
最后，她都扛过去，现在，她已经获得了各种各样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真正乐观豁达的心态。
就像坂本龙一说的：“救赎”不该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应该当作一件具体的、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一个人内心要非常笃定，笃定这辈子，到底为什么坚守，他才有随时救赎自己的能力。
坂本龙一热爱钢琴。他3岁就接触了钢琴，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坚定了钢琴是他毕生所愿，就没再变过。人最终是要忠实于自己。
按照他的自传《音乐使人自由》里提及，他是在东京世田谷区的自由学园附属幼儿园首次接触钢琴，他回忆当时的情形，幼儿园都是自己去上学的，那时候很普遍。现在的孩子，大学了还在接送。真是感慨。
他的父亲是九州岛人，是个编辑，母亲呢，出身于东京，是帽子设计师，想法很前卫，所以把他放到了这个有趣的私立幼儿园，而不是去读公立的。他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幼儿园有任务，每个小朋友要轮流照顾一只小白兔，然后还要把这件事变成一首歌。所以创作这件事，他三四岁时就开始懵懵懂懂领会了。
他读的小学也很远，所以，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单一而自由。到了小学，母亲让他系统地学习钢琴，找了德山寿子老师，这个女人的人生也极富张力，尽管丈夫早逝，但还是活得很乐观。
坂本龙一迷上巴赫。他的精神空间是相对纯净的，他经常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没有什么压力，只是自由和玩乐。母亲的选择，让他可以不为升学而努力，因为祖师古小学的金泽校长理念前卫，觉得学生读书在学校读就行了，放学应该尽情玩。
德山寿子老师后来建议他去学作曲，于是找了艺术大学作曲系老师松本民之助。他的学习从来没有间断过，除了有一次，为了打篮球，停止学音乐三个月，他觉得自己身体里好像少了什么。只有失去过，才知道自己珍惜什么，幸好，他重新回到让他生命感完整的领域中去了。
对人必须忠实于自己，才能更长久。日本艺术家们都很忠实于自己，妹尾河童先生坚持了25年陶艺，那是多么孤独、长久的过程，也是一个无欲无求的快乐过程；设计师代岛法子，原来是无印良品的高层，辞职后六年只做碗型器，永远只有黑白两色；山本耀司，365天都想做服装；插花大师大坪光泉说，中日插花比起来，日本人取悦自己的属性更强……
2014年查出第一个癌症时，坂本龙一本来打算停止一切工作，但才过了一年他又开始闲不下来，也许音乐工作也是为了取悦自己。他开始说要与癌共生。
他开始通过正骨来提高免疫，不再使用来源于石油的肥皂清洁身体，他还定期断食，向动物学习本能地去和自己的身体相处。但人生呐，身体最不由自己控制，再好的养生和治愈，都有很多随机性在影响在改变。人生有时候，必须有那么一段时间倾尽悲凉。凉透了，还得起来继续创作生命还在流淌的曲子。
他的传记译者评价道：“他不断打破癌症患者的定义，不断尝试新鲜事物，不断突破对于音乐、对于人生的边界。他曾说，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能将自己不定形的状态保持到最后，从音乐人到思想家，到环保斗士，甚至到病人。他仿佛是一位修行者，不断地经历着重复着‘守、破、离’，并最终回到最简单也最纯粹的‘人’的身份……”
大的命运，大的环境，大的概念，大的理想都太大了。我们只能在确切的人生事件里，有自己的底气，如果理想状态存在不了现实之中，那就给它新的地儿（Arcadia，世外桃源），然后全心全意专注着。有底气有方案，确切地面对具体的事情，而不是虚妄的概念，尊重周期、规律、大道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