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缺少同理心-社会阶层与同理心研究

发表于 2020-12-20 更新于 2021-01-03 分类于社会学

为什么现在身边和网络上很多人缺乏同理心？这与社会阶层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具备同理心？
人类是一个具有同理心的物种，人类历史的核心就是同理心与熵的矛盾关系。在这个严重消耗能源、高度互联互通的世界，全球性的同理心正在形成，而由此引发的“熵账单”也越来越大。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彻底反思我们的哲学、经济与社会模式。作为同一系列中的首部著作，本书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提出的愿景，并重新思考《零边际成本社会》中的世界经济。

富人与同理心研究

一个被操纵的大富翁游戏能告诉我们的东西竟然有那么多！在这个有趣且发人深省的演讲中，社会心理学家保罗-皮夫分享了他对于“人感到富有时如何表现”的研究结果（暗示：很坏）。在面对异常复杂、异常严峻的不平等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好的消息。

Paul Piff: Social psychologist
studies how social hierarchy, inequality and emotion shape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演讲文稿参见：TED保罗·皮夫:富人与同理心研究

同理心的激进实验

在TEDxPSU大會上，社會學家山姆·理查茲一步一步地引導在座的美國人走過一個很有挑戰性的思維過程。這個挑戰就是：美國人能不能理解——不是贊同，而是理解——伊拉克武裝動亂者的動機？退而廣之，有沒有人真的能夠理解並與以同理心對待他人？

大陆视频备用地址：

Sam Richards: Sociologist
Sam Richards is a sociologist and teacher of the largest race relations course in the US. He argues that empathy is the core of sociology.

演讲文稿参见：TED山姆·理查茲:同理心的激进实验

同理心文明 -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

同理心文明：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建立全球意识
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 The Race to Global Consciousness in a World in Crisis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当代著名思想家，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批评家和畅销书作家，他的著作被译成35种语言在全球广泛发行，包括《零边际成本社会》、《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作的终结》等。

在线阅读：同理心文明 - 杰里米·里夫金
图书详情：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612166/

同理心文明 - 原文节选
人类历史的核心就是同理心与熵之间的矛盾关系，纵观历史，新的能源机制总是与新的通信革命汇集在一起，并催生出更加复杂的社会。

爱因斯坦：经典热力学理论是唯一普遍适用性的物理理论，永远不会被推翻。

归根到底，一个政治体系的兴衰、一个国家的自由和奴役、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趋势、财富和贫穷的起源、一个种族的总体幸福感等，都可以用热力学定律来解释。

一个生物体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负熵，当他在环境中不断的吸收能源时，也会削弱环境的有序性。

在进化的阶梯上，每一个生物体都在一种有序但不平衡的状态下维持自身生存，却给环境造成了更严重的无序状态，生物体越复杂，维持生存所需的能量越多。

如何让孩子具有同理心？不是通过教育和告诫，而是要用同理心去对待孩子，孩子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只会来自他经历过的关系。

达尔文：每个人肯定都注意到了马、狗、羊被迫与他们的同伴分开的时候有多么痛苦，以及它们和同伴团聚时彼此之间表现出的情感有多么强烈。

同理心参与是一个人能够拥有的最深刻的协作经历。

社会阶层较低的人更善于解读他人情感
那些被认为是上流社会的人可能会因为他们的豪华汽车、大房子和时尚的衣服而受到羡慕，但有一件事他们不具备——解读别人情绪的能力。
有一项研究使用了一项名为 “ 读心 “ ( 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 ) 的认知同理心测试，要求来自社会地位较高和较低阶层的参与者根据眼睛图像判断情绪状态。

结果显示，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比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更善于理解他人的想法。

专家认为，这是因为较低的社会阶层倾向于优先考虑他人的需求和喜好，而且最终更有同情心。

据 PsyPost 报道，这项研究是由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一个团队进行的，他们提出的问题是 :” 获取资源 ( 比如金钱、教育 ) 如何影响我们处理他人信息的方式。”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博士后学者 Pia Dietze 说 :” 我们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通过研究人类技能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了解彼此的思想 : 我们从别人的脸上解读情绪状态的方式，我们有多倾向于从别人的视觉角度看问题。”

该团队对亚马逊土耳其裔众包的 300 名美国员工和 452 名来自多产学术平台的美国人进行了研究。

情绪感知的表现是通过 “ 眼睛读心 “ 测试来分析的。该测试给每个参与者 36 张图片，上面展示了一系列面部表情的眼睛和周围区域。

实验对象也会看到一张四种情绪的列表，他们会将这些情绪与图片中的情绪相匹配。

研究小组在研究中写道 :” 感知者在一系列移情准确性任务中的表现与他们的社会阶层成反比。”

研究的第二部分要求纽约大学的 138 名本科生完成 “ 导演 “ 任务，即要求个人根据虚拟化身的视角在电脑上移动物体。

在这两项研究中，研究小组都认为，在每项测试中，成绩较低的学生表现得更好。

Dietze 说 :” 我们发现，社会背景较低的人更善于从别人的脸上识别情绪，也更有可能自发地从别人的视觉角度看问题。”

“ 这与大量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表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更倾向于与他人和谐相处。”

研究还表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能够在 “ 遇到新面孔或人的几秒或几毫秒内 “ 判断出图像中的情绪。

高低社会阶层所形成的心理和行为差异
社会阶层是指由于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而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社会资源（收入、教育和职业）的差异（客观社会阶层）以及主观上感知到的由此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主观社会阶层）。心理学对社会阶层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一是健康心理学，如高阶层者相对于低阶层者有更长的寿命，健康状况更好，遭受肢体残疾的可能性更小，高阶层者更多地体验到幸福，更少体验到负面情绪；二是文化心理学视角的社会阶层研究，认为社会情境塑造了不同阶层的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三是社会认知视角的社会阶层研究，认为环境导致的高低阶层者的认知倾向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其感知自我、他人和社会的方式。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以感知到的自身的相对等级为核心，产生于个人与他人的社会比较（通过与别人比较形成关于自己在社会层级中相对等级排名的感受和认识，如穿运动裤的被试会比穿商务正装的被试更容易启动低阶层的行为模式），与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更为密切。

高低阶层的人存着很多根本性的心理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反过来维护甚至加剧阶层固化。心理学家意识到，阶层不只是一个人某一个时期的标签，而常常是人一生要经历、共享并被打下深刻烙印的社会背景。社会阶层是通过人的心理和行为来影响社会的。

高社会阶层者的心理行为特点

高社会阶层者有较多的社会资源，感知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相对低阶层者而言，他们不太需要考虑物质成本。他们自我控制感较高，威胁敏感性较低，长期生活在充裕的社会资源和相对较少的社会限制中，使得他们形成了唯我主义（solipsism）的社会认知倾向，认为个体的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内部因素（特质、目标、情绪等）的影响，忽略和抵制情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内归因）。高社会阶层者形成独立的自我概念，更倾向于用内在特质来描述自己，偏好摇滚音乐（更具有表现性、影响力和独立性），倾向于做出独特的选择。

高阶层拥有比低阶层更好的健康状况，更高的幸福感、生活满意感和更少的情绪问题，高阶层比低阶层有更少的亲社会行为倾向，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展现自我的行为。Stephens发现，中产阶层所处的文化环境塑造了个体独立的文化信念，他们更多的表达自我偏好，强调与众不同。

在社交上，高阶层者的唯我主义认知倾向更关注自身的独特性，较少有同理心，这样的认知倾向让他们更喜欢交换的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关注关系中的付出与收益是否平等，更自我中心，其婚姻关系更多是互换过程，关注婚姻关系中的付出和收益是否平等。

低社会阶层者的心理行为特点

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出发，低阶层者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感知到较低的社会地位，这限制了他们的行为和追求目标的机会，进而增加了他们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低阶层者受教育机会较少，居住环境比较恶劣，时常受到失业的威胁，他们缺少物质资源，其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他们自我控制感较弱，威胁敏感性强，在这样的状态下长期生活，使得他们形成了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社会认知倾向，倾向于认为心理和行为是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外归因），只能通过调谐外部限制、威胁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来行动。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形成互依（communal）的自我概念，更多自发地表述与环境相关的自我，更多用外在生理特征词来描述自己，偏好乡村音乐，倾向于做出与他人一致的选择。情境主义认知倾向的低阶层者自我控制感较低，对来自外部的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信息更敏感（物理上的威胁，如人身安全；社会方面的威胁，如被拒绝、被排斥、丢脸），也更容易对他人产生同理心。

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class）指出，低阶层群体相对高阶层拥有更少的社会经济资源，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更大，对威胁的敏感性更高，更容易产生社会压力和情绪，健康水平更差。Gallo和Matthews的备用容量模型（reserve capacity model）则解释了社会阶层如何影响个体健康水平：低阶层群体会遭受到更多的压力，所处的环境会消耗掉他们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发展新的心理社会资源的机会也更少。李小新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家庭社会阶层越低，心理社会资源水平越低，能够调动来应对可能遭遇的拒绝的威胁的资源就越少，所以他们对拒绝的焦虑预期和知觉反应视水平都更高，社交焦虑水平也越高。

在社交上，低阶层的情境主义认知倾向让其偏好互依的关系，对他人的情绪和行为更敏感，更富有同理心，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对对方的需求和利益更为关注，其婚姻关系中更多地考虑为对方的需求负责，更能够照顾对方的情绪。

心理贫困

长期物质贫困会产生心理贫困（mental poverty），心理贫困独立于外部环境，一旦形成，便会让贫困者难以摆脱物质贫困。心理贫困指的是贫困阶层由于长期的物质贫困所导致的“抱负失灵”（aspiration failures）和“行为失灵”（behavioral failures）。

抱负是着眼于未来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偏好，会直接影响个体的经济决策和努力水平。研究发现，贫困家庭子女的职业抱负水平最低，穷人相对其他群体而言教育的抱负水平也最低。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class）认为，贫困群体长期处于资源匮乏的状态，使得贫困者认识到自身的行为与目标达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渐渐地形成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社会认知倾向，如对贫富差距做出外归因（认为财富主要是运气、出身等外在因素决定，自己的努力带来的收益微乎其微），最后降低了自己的抱负水平。

行为失灵则是指贫困阶层容易局限于眼前利益忽略长远利益，只在乎眼前的收入多少而不愿做出长远的规划，相对较少地为子女未来发展进行投资。这是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中，形成了稀缺心态（scarcity mindest），即注意聚焦于自身最匮乏的部分而忽视了其他方面。这种稀缺损害了贫困者的认知和执行功能，窄化了他们的注意，让他们只关注自己匮乏的方面，同时认知资源的损耗使得他们常常会做出不合理的跨期经济决策（如借贷过多、储蓄过少、不参与社会保障项目）。

参考文献：

1 李小新,任志洪,胡小勇,郭永玉（2019）. 低家庭社会阶层大学生为何更容易社交焦虑？——心理社会资源和拒绝敏感性的多重中介作用.心理科学, 42(6): 1354-1360.

2胡小勇,徐步霄,杨沈龙,郭永玉.心理贫困：概念、表现及其干预.心理科学，42（5）：1224-1229

3郭永玉,杨慎龙,李静,胡小勇（2015）.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15,23（8）:1299-1311

4胡小勇,李静,芦学璋,郭永玉（2014）.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社会认知视角.心理科学,37（6）:1509-1517

原文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4323373/

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社会认知视角
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阶层理论
Kraus等(2012)从社会认知视角出发，提出客观物质资源和主观感知的社会地位差异导致了高低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处于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人们由于共享的经历，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认知倾向。

低阶层者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并感知到较低的社会地位，这限制了他们的行为和追求目标的机会，进而增加了他们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低社会阶层者受教育机会较少，居住的环境较恶劣，并时常受到失业的威胁。即低社会阶层者的社会情境的主要内容是缺少物质资源、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低阶层者追求的目标受到了他们的较少的经济资源和较低社会地位的限制。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使得低社会阶层者形成了一种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社会认知倾向，即情境定向，倾向于认为心理和行为受情境因素的影响；情境因素的影响可以是真实的、结构性的影响(例如，社会不公、社会服务不足)；也可以是外部力量对行为影响的预期(例如，对低社会阶层歧视的预期)。由于长期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个体只能通过管理外部限制、威胁和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来采取行为。

相反，高社会阶层者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并感知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能自由地追求他们自己设定的目标(Johnson & Krueger，2005；Lachman & Weaver，1998)。相对于低阶层者来说，高阶层者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相对不用考虑他们的物质成本。充裕的社会资源和相对较少的社会限制，是高阶层者的社会情境的主要内容。长期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使得高社会阶层者形成了唯我主义(solipsism)的社会认知倾向，即个人定向，倾向于认为人的行为主要受个体内部因素(特质、目标、情绪等)的影响，忽略和抵制情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行为多由目标、情绪等个体内部因素激发。上图清晰地展现了高低阶层的不同认知倾向(如图1所示)。高低阶层者的认知倾向的差异具体表现在自我、人际关系和社会知觉三个方面。

社会阶层对自我的影响
首先，社会阶层对自我的影响体现在自我概念上，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形成了互依(communal)的自我概念；而长期处于较高社会阶层中个体，形成了独立(personally agentic)的自我概念。形成了互依的自我概念的低阶层者，更多自发地表述与环境密切相关的那部分自我；相反，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概念高阶层者，更倾向于用内在特质来进行自我表达。例如，Hart和Edelstein(1992)以冰岛的94名儿童为被试进行的研究发现，低社会阶层的被试更多使用“高”或“矮”等外在生理特征词来描述自己；高社会阶层的被试更多地使用“聪明的”或“愚蠢的”等带有个人特质方面的词来描述自己。高低阶层者的自我表达不同，还反映在对美的偏好上。一项针对14172名被试展开的大型调查的结果表明，低阶层者偏好乡村音乐，而高阶层者偏好摇滚音乐。与乡村音乐相比较，摇滚音乐的内容通常更具表现性、影响力和独特性，摇滚音乐更符合高阶层者自我概念的表达，因而更受高阶层者的偏好(Snibbe & Markus，2005)。高低阶层者在自我概念上的差异，还体现在行为选择上。形成了互依的自我概念的低阶层者，倾向于做出与他人一致的选择；强调环境而不是特质和基因影响了行为。相反，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概念高阶层者，倾向于做出独特的选择；并强调基因和特质对行为的影响(Stephens，Fryberg，& Markus，2011；Stephens，Markus，& Townsend，2007)。例如，对于两种颜色的吸引力是相同的笔，低阶层者会在颜色占多数的笔中选一支作为酬劳，高阶层者则会选择唯一不同颜色的那支作为酬劳(Stephens，Markus，& Townsend，2007)。总之，上述实证结果表明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形成了互依的、普遍性的、情境决定的自我概念；而长期处于较高社会阶层中个体，形成了独立的、独特的、特质决定的自我概念。

其次，社会阶层对自我的影响体现在个人控制和威胁敏感性上。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自我控制感较弱，威胁敏感性较强(，Gyurak，& Levenson，2010；Johnson，Richeson，& Finkel，2011；Kraus et al.，2009)；相反，长期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自我控制感较高，威胁敏感性较低(Gallo，Bogart，Vranceanu，& Matthews，2005；Kraus，Horberg，Goetz，& Keltner，2011)。例如，国外的以106名本科生被试的相关研究(Kraus et al.，2009)结果表明，主观社会阶层与控制感之间显著正相关。国内研究者(李静，2012)调查了湖北、广东、贵州、河北等多个省份的城乡居民(不包含学生)的主观社会阶层与控制感之间的关系。对17～65岁之间共831位被试的调查结果表明，主观社会阶层与控制感之间显著正相关。而Chen和Matthews(2001)发现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境中，如“你举手发言后有人在笑，你不知道他是因为你刚才开了个玩笑还是在嘲笑你的发言很愚蠢”，来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和青少年体验到更多的敌意和愤怒。此外，来自生理指标的证据也表明，相对于高阶层者来说，低阶层者的威胁敏感性较强。例如，Hajat等(2010)连续3天，每天6次收集来自不同种族(黑人、白人和西班牙裔)的935名48～90岁的被试的皮质醇唾液(cortisol)样本。结果表明，相对于高社会阶层的被试来说，低社会阶层的被试在醒来后皮质醇的下降过程较为缓慢。皮质醇是反应生理压力的一项指标，被试的皮质醇下降缓慢说明被试在该时间段内都处于一种应激水平，他们时刻准备对生活中的威胁采取反应。综上可知，社会阶层对自我有着显著的影响。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形成了互依(communal)的自我概念，自我控制感较弱，威胁敏感性较强；相反，长期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概念，自我控制感较高，威胁敏感性较低。

社会阶层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首先，社会阶层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人际关系策略上，高阶层者唯我主义的认知倾向最终导致其偏好交换的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策略；低阶层者的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最终导致其偏好互依的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策略。在交换的关系中，双方是由于互有需求而进行了关系建构与维持，个体关注于关系中的付出与收益是否平等；相反，在互依关系中，个体对对方的需要和利益进行无条件的投入，哪怕对象是陌生人或非亲属，个体关注的更多的是对方的需求而不是平等(Amato & Previti，2003；Kraus & Keltner，2009；Scherer，1974)。大量研究证实，无论是在陌生关系还是在亲密关系中，高低阶层者都表现出不同的人际关系策略。在陌生关系的人际情境中，Kraus和Keltner(2009)发现，低阶层者在与陌生人的交流中表现出更多的投入现象，比如，点头、挑眉、发出笑声和注视对方；更少的疏离现象，比如自我整饰、摆弄物品和涂鸦等。表明低社会阶层倾向于持有一种互依关系策略(Kraus & Keltner，2009)。在亲密关系的人际情境中，Amato和Previti(2003)发现，高阶层者报告离婚的原因更多的是对方人格问题(例如他很自私，并只关心他自己)，和两人合不来(例如对于性、友谊、目标和彼此观点等方面存在不一致)，表明高阶层者视婚姻关系更多是互换过程，关注于婚姻关系中的付出与收益是否平等。而低阶层者会更多地为对方的需求负责，更能够照顾到对方的情绪，更少地关心社会支持中的付出和收益平衡问题，表明低阶层者在亲密关系中采取的是互依的关系策略。

其次，社会阶层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亲社会行为这一结果变量上。情境主义认知倾向的低阶层者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唯我主义认知倾向的高阶层者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出较少的亲社会行为(Piff et al.，2010；Piff，Stancato，Cote，Mendoza-Denton，& Keltner，2012；Stellar，Manzo，Kraus，& Keltner，2012)。例如，Piff等(2010)通过MacArthur的梯子操纵被试的社会阶层之后，让其填写一份包括慈善捐赠在内的年收入的各项消费比例。结果发现，低社会阶层者的年收入中用于慈善捐款的比例显著高于高社会阶层者，表明相较于高阶层者来说，低阶层者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类似地，Hodgkinson等(1996)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项调查结果也表明，那些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的人会拿出全部收入的4.2%用于慈善捐赠，而年收入达到75，000美元或更高的人只愿意拿出全部收入的2.7%用于慈善捐赠。

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的影响
首先，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的影响体现在内群体态度上。由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低社会阶层者对内群体持有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t)倾向；由于唯我主义的认知定向，高社会阶层者对内群体持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倾向。即低社会阶层个体倾向于认为社会阶层是根据流行的意识形态、历史经济条件和社会习俗来划分的；高社会将阶层则认为社会阶层是根据内在且稳定的生理因素来划分的(Kraus，2010；Mahalingam，2003，2007)。例如，Mahalingam(2007)选取高低两个不同阶层被试，让他们阅读一则故事，一个可能来自高阶层或低阶层家庭的小孩，被高阶层或低阶层家庭收养，让被试对儿童以后的行为做出推论。结果发现，低社会阶层被试认为儿童以后的行为会和收养他的家庭所处的阶层的行为模式一致；高社会阶层被试则认为这个小孩会与其亲生父母所处的阶层的行为模式一致。Kraus(2010)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低社会阶层的人更认可社会阶层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社会阶层不是由基因决定的，是可以改变的；反之高社会阶层的人更赞同社会阶层的本质主义理论，认为社会阶层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

其次，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的影响体现在情绪认知上，由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以及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使得低阶层者对他人的情绪和行为更加敏感，对互动对象的移情更加准确，更具有同理心由于唯我主义的认知定向，以及交换的人际关系，使得高社会阶层者更关注于自身的独特性，对互动对象的移情准确性较差，较少具有同理心(Kraus et al.，2010；Kraus et al.，2011)。例如，Kraus等(2010)首先通过问卷测量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被试在同理心准确性测验的得分中存在显著的差异，低阶层者的得分显著高于高阶层者的得分；随后的情境实验进一步验证，与高社会阶层的被试相比，低社会阶层的被试对搭档的情绪评价的准确性更高。Page-Gould等(2010)甚至使用更为客观的生理指标作为结果变量，发现高低阶层者在同理心上存在差异。在这个严格观测的实验室实验中，被试在实验前都佩戴上生物反馈仪；实验开始后，让两个被试一组玩一个棋类游戏；从生物反馈仪中所显示的心血管活动指标来看，在游戏(互动)开始后1分钟内，低社会阶层被试的心脏收缩性水平(表明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与搭档的心脏收缩性水平显著正相关；而高阶层者之间的心血管反应则是相对独立的。

最后，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的影响还体现在解释风格上，由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定向，低社会阶层者倾向于对事件进行外部归因；由于唯我主义的认知定向，高社会阶层者对事件进行内部归因(Beauvois & Dubois，1988；Grossmann & Varnum，2011；Kraus et al.，2009)。Beauvois和Dubois(1988)以法国成人为被试，以职业声望将所有被试划分为高低不同水平。将他们置于模棱两可实验情境，其中一个情境是儿童A将自己最心爱的火车借给儿童B，请对A的行为进行解释，是因为他想和B交朋友(内归因)，还是因为A的父母要求他这么做的(外归因)。结果发现，与中产阶级的被试相比，工人阶级的被试更多认为是A的父母要求他将玩具借给儿童B玩的，即是由于外部原因导致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更早的一项针对美国全国性调查研究(Kluegel & Smith，1986)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倾向于将这种贫富差距的出现归结于环境的因素(例如政策的影响，不公平)，高收入群体则倾向于做内部归因(勤奋、努力)。国内研究者(李静，2012)调查了湖北、广东、贵州、河北等多个省，897个年龄在18～64岁之间的城乡居民，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客观阶层之后，主观阶层显著地负向预测了贫富差距外部归因倾向，即主观阶层越低，在外归因倾向上得分越高。

原文地址：http://www.cssn.cn/shx/shx_bjtj/201508/t20150819_2127256.shtml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尽管社会学家对于社会阶层的研究已逾百年, 但是心理学界真正对其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是近些年来才逐渐兴起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社会阶层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群体分类和易于被个体改变的身份标签, 而常常成为人一生都难以超越的文化烙印。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对其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近年来我国社会贫富分化在持续加剧, 阶层固化的问题日益突出, 因此研究中国当下社会中的阶层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郭永玉教授及其团队近几年一直致力于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工作, 并将其应用于理解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公平问题, 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鉴于该领域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刊特邀郭永玉教授撰写此文。作者在展现社会阶层心理学现有理论与研究框架的基础上, 着重介绍了他们团队自己的研究工作。我们希望通过郭永玉教授等人的文章, 进一步推动社会阶层心理学在国内的开展, 为探索中国社会治理中的相关心理学问题, 提供新的视角。

原文下载：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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